王褒字子淵，漢朝著名文人，生卒年不詳。蜀資中（今四川省資陽市雁江區）人,他的生卒年失載，只知他的文學創作活動主要在漢宣帝（西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期。他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辭賦家。王褒少年時期就善於寫詩，工於作賦，對音樂也有較高的修養。當時的漢宣帝是一個十分喜愛文學與音樂的皇帝，自己也會創作，因而經常徵召各地在這方面有造詣的文士到長安。擔任皇家的文學、音樂方面的“待詔”。益州刺史王襄得知王褒是位很有才學的人，就請他來到成都，讓他在成都寫詩，並將他寫的詩配上音樂歌唱。王褒又為王襄作傳，故深得其賞識，上奏推薦王褒有過人之才。漢宣帝立即下令召見。王褒進京之後，漢宣帝就出了個題目，要他寫一篇《聖主得賢臣頌》這篇文章怎麼寫。王褒是頗費了一番斟酌。構思時他想到了馬，所以文中便出現了馬跑的“情景”，“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曆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王褒以寫馬寫出善禦者六轡在手，操縱自如，意在用良禦禦駿馬比喻聖主得賢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宣帝勵精圖治的景象。這篇文章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描述十分生動，音樂也頗為急促，使人如見其馬，如聞其聲。這篇文章深得漢宣帝的好感，他任命王褒為待詔，不久又升為諫議大夫。

除了《聖主得賢臣頌》，王褒又寫有《僮約》，這是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文章，記述他在四川時所親身經歷的事。神爵三年（西元前59年），王褒到“煎上”即渝上（今四川彭州市一帶）時，遇見寡婦楊舍家發生主奴糾紛，他便為這家奴僕訂立了一份契券，明確規定了奴僕必須從事的若干項勞役，以及若干項奴僕不准得到的生活待遇。這是一篇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其價值遠遠超過了受到漢宣帝讚賞的《聖主得賢臣頌》之類的辭賦。在《僮約》中有這樣的記載：“膾魚炮鱉，烹茶盡具”；“牽犬販鵝，武陽買茶”。這是我國，也是全世界最早的關於飲茶、買茶和種茶的記載。由這一記載可以知道，四川地區是全世界最早種茶與飲茶的地區；武陽（今四川彭山）地區是當時茶葉主產區和著名的茶葉市場。此外，他所描述的當時奴僕們的勞動生活，奴伴關係，是研究漢代四川社會情況的極為重要的材料，可以使人從中瞭解到西漢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王褒特別善於寫詠物小賦，他是漢代寫詠物小賦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洞蕭賦凡甘泉賦人在當時即獲得了很高的評價。洞蕭本是古代的一種排蕭，發音清晰而幽靜，在宮廷和民間都廣泛使用。《洞蕭賦》既描述蕭管之所生，寫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又表現蕭聲之動人，極盡描繪和誇張。全篇用楚辭的凋子，以大量的文字鋪敘洞蕭的聲音、形狀、音質和功能。音調和諧，描寫細緻，形象鮮明，風格清新。這種賦不同於漢代大賦，而屬於驕麗可喜、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如其中的一段：“朝露清冷而隕其測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群嬉戲翱翔乎其顛。秋綢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油以獺摻。惟詳漢宣帝與漢武帝一樣，信神仙，好游獵。王褒在京中任職了一段時期後，漢宣帝聽信方士之言，要他回益州去祭祀傳聞之中的“金馬碧雞之寶”。不料竟在途中染病，未得醫治即死於旅途之中。

王褒早年的經歷，我們不大清楚。漢宣帝時，由於宣帝喜愛辭賦，先後徵召文學之士劉向、張子僑、華尤、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薦，被召入京，受詔作《聖主得賢臣頌》。宣帝令他與張子僑等一起待詔，多次帶他們田獵，經過宮館，便命他們寫作辭賦以為歌頌。不久，將他提拔為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低於縣令）。後來，聽說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結果病死於途中。由此可見，王褒的仕宦經歷比較簡單，主要是充當皇帝的文學侍從，未見有何作為。這種經歷，使他很難具備司馬相如那種獨立不羈、超凡脫俗的胸襟和氣魄；但他畢竟擺脫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還是比較開闊的。總之，作為一個著名賦家，王褒沒有司馬相如那種磅礴的氣勢和批判精神，無法達到相如“廣博宏麗，卓絕漢代”的巨大成就；但他善於觀察生活，善於描寫那些獨具特色的事物。在漢賦的題材開拓、手法創新和語言錘煉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仍然不愧為一代名家。他那詼諧幽默的語言風格，乃是巴蜀人民樂觀開朗性格的外在表現，在巴蜀文學史上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