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前77—前37年），西漢學者，本姓李，字君明，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

京房之所以馳名於中國學術史，是由於他開創了今文《易》學“京氏學”。《易》作為中國學術源頭之一，研求者代不絕跡，京房是其中頗有影響的一位。京房的《易》學得之於焦延壽。焦延壽講《易》，喜推災異，以自然災害解釋卦象，推衍人事。《漢書•京房傳》概括焦延壽的學術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佔驗。”漢代《易》學流變為術數，焦延壽是始作俑者。京房從焦延壽學《易》，深得焦氏《易》學真諦。他把焦延壽以災異講《易》的做法推向極端，到處宣講，以之干政，使《易》學此一流派在當時聲名顯赫，對後世影響極大，以致人們把這一流派稱之為今文《易》學“京氏學”。焦延壽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險性，曾不無憂慮地說：“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漢書•京房傳》）最後結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把災異與政治相聯繫，這種作法並非始於京房。京房的“創新”在於，他把這種聯繫置於《易》學框架之內，從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災異與政治之間並無因果聯繫，要想以講災異干政，就必須對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發展變化趨勢，能夠做出比較準確的預測，再把這些預測與自然災害、反常天象結合起來，才能為人們所接受。京房不乏這方面能力。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清）。”京房趁此機會，“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漢書•京房傳》）通過講災變的方法，京房獲得了元帝的信任。京房講災異的目的在於乾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由此，當漢元帝召見他時，他就趁機對元帝宣講自己的見解，說：“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漢書•京房傳》）元帝被京房的見解所打動，“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 ”（《漢書•京房傳》）京房提出《考功課吏法》，沒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擱置起來。當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與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們，在一次元帝宴見他時，趁機下說詞，他先講了一通帝王任人不當，會造成天下大亂，災異橫生，然後指出：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同上）他進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是用人不當所致。這些話，危言聳聽，令元帝悚然心動，連忙向京房打聽錯用的是誰，京房趁機提出：“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顯端了出來。由此，石顯、五鹿充宗等對京房更心懷怨恨。這次京房提出《考功課吏法》，遭到官員們反對，皇帝讓京房推薦其“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石顯等人趁機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試師”，試圖把京房排擠出朝廷中樞。元帝接受了石顯等的建議，“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漢書•京房傳》）京房離京後，石顯等借機羅織罪名，最終竟將其置於死地。在以災異干政方面，京房失敗了，但他發展出的這套理論，在中國歷史上卻影響甚大。中國古人重視觀察、記錄異常天象和自然災害，與這種思想方法不無關係。中國古代天文學有一重要特點：重視天象觀測、記錄。這一特點的形成，就是由於天人感應思想和京房這套災異論影響的結果。京房既要講災異，就要觀察、了解災異，這使得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在科學史上比較重要的發現。例如，《開元占經》卷九“日食而珥有云衝”一節記載京房的話說： 日以甲乙有四珥而蝕，有白雲衝出四角，青雲交貫中央。京房的觀測非常珍貴：他的描述是準確的，而且在時間上也相當早。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而《五行志》又引京房《易傳》、《易占》二書。隋書•經籍志》載有：《京房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錯》八卷、《周易佔》十二卷、《周易妖佔》十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佔 事》十二卷、《風角五音佔》五卷、《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集林》十二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逆刺佔災異》十二卷、 《周易委化》四卷、《逆刺》一卷、《方正百對》一卷、《晉災異》一卷、《占夢書》三卷等。《唐書•藝文志》載：《京氏章句》十卷、《佔候》三十三卷。《經典釋文•序錄》載：《京房章句》十二卷。以上京氏著作大多佚失，今只存《京氏易傳》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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