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自介甫，號半山，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曆二年進士，數執朝政，因主張變法，遭受保守派的反對，釀成宋代有名的黨爭，終於失敗。然而他卻是一個有思想的前進政治家，終身為他的政治理想而奮鬥。他反對一切傳統的舊精神舊習慣。解經務出新意，不用先儒傳注，痛詆《春秋》為斷爛朝報，反對用詩賦取士的考試制度，在這些地方，都可看出這個人的堅強性格和新穎思想。他在文學上，詩、詞、散文都有卓著的成就。就是那些反對他的政治主張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他的詩歌優點，正如他的為人一樣，是有魄力，有骨格，有不同流俗的個性。

王安石於唐代詩人尊杜甫、韓愈，於宋代推崇歐陽修。李白的天才他雖是讚賞不置，覺得他的作品，大都是美人醇酒的歌詠，沒有充實內容，所以評價不高。他這意見雖說有點片面，但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文學思想。對於西崑體的華豔，更是深惡痛絕。他的這種意見，與歐陽修一致。他早年遊於歐陽修門下，感受著他的精神，所以在詩的創作上，無論形式與風格，都蒙受著他的影響。他晚年罷政退休，隱居金陵之蔣山，日與山水詩文為友。年齡漸老，心境日衰，壯年時代的豪放雄奇之氣，日趨淡薄，於是詩風為之一變。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南浦）《賓退錄》雲：「荊公詩『歸蔣山後乃造精絕，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創作以論說文的成就最為突出。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直接向皇帝陳述政見的奏議。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批評北宋中葉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的腐敗現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張“改易更革”﹔《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系統地闡述仁宗在位41年間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勸勉神宗革除“因循末俗之弊”。這類文章具有組織嚴密﹐析理精微﹐措詞大膽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語氣誠敬乾脆而又富於鼓動性等特點。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洋洋萬言﹐體大思精﹐近人梁啟超以為“秦漢以後第一大文”﹐惟賈誼《陳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荊公》第21章)。是針砭現實的雜文。如《原過》﹑《使醫》﹐短小精悍﹐巧於用比﹔《興賢》﹑《委任》﹐從正反兩面反覆論證﹐邏輯性很強﹔《閔習》﹑《知人》批判世人溺於舊習和君主不能識賢﹐筆鋒銳利﹐寄慨深遠。是人物論和史評。如《子貢》﹑《鯀說》﹑《伯夷》﹑《讀〈江南錄〉》﹑《讀〈孟嘗君傳〉》﹑《讀〈柳宗元傳〉》﹐一反傳統之見﹐發前人所未發﹐儲欣以為能“希風《史記》論讚﹐奇美特絕”(《臨川全集錄》卷二)。其中《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揚吞吐﹐勝意迭出﹐尤為短文中的傑作。書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禮義序》﹑《詩義序》等﹐在學術見解中體現了他反傳統的政治態度﹐即蘇軾所謂“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王安石贈太傅》)﹔行文則“簡而能莊”(沈德潛《唐宋八家文鈔》卷三十)﹐字字著力。《答司馬諫議書》駁司馬光對新法的非難﹐邏輯嚴密﹔《答呂吉甫書》以釋憾解怨的態度作絕交書﹐置個人恩怨於度外﹐表現出了磊落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