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為傅科的名著，其論點為：傳統帝王透過凌遲罪犯、斬首示眾，以肉體的展示來宣示自身統馭的權威，這種直接曝入施力者與受力者的角色，16世紀進入古典時代，傅柯以兩個歷史事件作為典範，說明規訓手段的方式與樣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於歐洲，爲了讓發生鼠疫的地區災情不致繼續擴散，指示每戶人家關緊門戶，閉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經許可下到公共空間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槍的軍人以及固定時間出來巡察、點名，透過書寫登記，記錄每個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長進行重新審核，規訓方式從原來展示威嚇，至現代轉變成用科學知識、科層制度進行各種分配安置，顯示規訓手段的改變。傅柯無意解釋罪犯是怎麼來的，或是為何會有犯罪的行為等等起源或事件發生的原因等問題。他要強調某種機制存在於那邊，原本只是要將一群擾亂社會秩序者關起來，然這件單純事情開始被關注，研究為何這群人這麼不同，觀察顱骨大小、小時候是否被虐待，開始產生心理學、人口學、犯罪學這些學問，為「罪犯」這個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時加以主體化罪犯，試圖讓人正視強調這命題。再從這套認識，於監獄中透過反覆操練、檢查審核、再操練，不只是要矯正犯人，並要犯人認清自己是個罪犯，是擁有偏差行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矯正自己，監獄、警察都是在「幫助」你做這件事情。也就是說，這套機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不只告訴罪犯你必須做甚麼，還會要求時時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並且如何為自己的這個罪犯身份，懺悔和自我審查。→《規訓與懲罰》並不僅僅是一部關於現代監獄起源的研究。傅柯將刑罰體制視為現代社會整體組織的主要構成成分；監獄不只是懲罰是社會裡頭的一個制度，在懲罰是社會中，所有個體以及它們的行為均受到監視，其相類似的制度包括學校、醫院以及商業組織。雖然懲戒的職責不是由國家執行，權力的終極歸屬單位依然是國家當局，是沒有改變的，但懲戒權利已遍及整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