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打破清中葉以來傳統文學的腐朽局面，首開近代文學風氣的人物是龔自珍。

龔自珍(1792—1841)，字瑟人，號定盒，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世代官僚文士家庭，二十七歲中舉，三十八歲中進士；由內閣中書官至禮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一生困厄下僚”。四十八歲辭官南歸，五十歲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

龔自珍是我國十九世紀上半紀(嘉、道)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的思想帶有極大的叛逆性，文學極富於創造性。

龔自珍生活的年代

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新階段。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農民起義前呼後應，“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西域置行省議》)!他的思想所以特出於當世，在於他從青年時代起，即還在所謂太平盛世，就意識到這個深刻變化的時代。他對封建國家的新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但他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思想發展是有一個艱苦、複雜和曲折的過程的。他最初自然地接受了乾、嘉以來的“顯學”即以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孫、引之)為代表的正統考据學派的影響，但他能不為所囿，以一種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並發出改革的呼聲，提出改良經濟制度的主張(《均田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運用《春秋》公羊學派的“三世說”，對比統治者即“京師”和“山中之民”勢力的消長變化，承認“山中之民”興起的必然性，肯定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尊隱》)。後來在學術思想上他又堅決地為棄考據之學，進一步接受當代《春秋》公羊學派莊存與、劉逢祿的影響，所謂“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社會聯繫，使學術研究不流於空談，而能實際有用，研究的課題也更多更廣，所謂“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而特別致力於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因而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提出了積極的建議——《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這一建議對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漸趨成熟，他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為沈論》，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歷史的概念。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並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於史官能站得高，從全局著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批判。他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繫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種歷史家的批判的態度，始終沒有使他離開現實，在許多內政和官僚制度問題上，他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特別對抵抗英帝國主義侵略表現得更積極和堅決。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他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並駁斥了僚吏、幕客、遊客、商估、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後第二年(1841)的夏秋間，江蘇巡撫梁章鉅駐防上海，他在丹陽雲陽書院於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並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龔自珍這種思想發展，從早年的社會批判和改良論到中年以後以批判的歷史家自任，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可以看到他的從自發到自覺的進步鬥爭過程。但這裏也可以看到，他既以歷史家自處，隨著仕途的失意，也就自然地以“搜羅文獻”自慰，終於不免陷入“以瑣耗奇”的悲哀，這就是他中年以後所以感慨日深的緣故。然而就其主導方面來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未來變化的方向不清楚，改良的目標也不明確，他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變化，並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始終是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啟蒙思想家。

龔自珍的思想

詩和史的聯繫是很自然的。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是由史官採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因此他認為不僅選詩和作史的目的，皆在於“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而且詩人作詩也必然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樣，都是為了社會歷史批評。“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是“清議”或“評論”的工具，顯然他把詩與史、詩人與史官在社會作用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它們的職責皆在於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

龔自珍的詩

以其先進的思想，別開生面，真正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沈寂局面。他的詩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現實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情深不自持”。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或政論家的詩。

龔自珍的詩從十五歲編年到四十七歲，曾有二十七卷之多。可見詩人雖然屢次“戒詩”，而實際作詩還是很多的。“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可惜在二十七卷之內的那些大量的“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都已失傳。今存的六百多首詩，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三十)以後的作品，它們的重要一部分是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揭露和批判。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寫的《詠史》一律：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箸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有力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面貌以及在殘酷的文字獄威脅之下，一般文士埋頭著書的庸俗狀況；結句更借田橫抗漢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對文士仕宦利誘的欺騙。它深刻地批判了清王朝統治的歷史。後來詩人看得更為深廣，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機，統治階級的昏庸墮落，更重要的也看到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

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他責備自己吸食人民的血汗，並沈痛地指出統治階級不事生產，無窮地對人民血汗的榨取：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那不勝栽禾!

這些詩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龔自珍寫得更多的詩，是一種具有複雜的思想內容的抒情詩，給人一種深沈的憂鬱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在階級矛盾尖銳化、國家民族發生嚴重危機的新形勢下，清王朝及其文士官僚日益庸俗墮落，到處浸透著死氣沈沈，令人窒息的氣氛，這一切和他的經世之志、朝氣蓬勃的少年氣派，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在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的包圍中，他成為眾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病骨時流恕，春愁古佛知”(《才盡》)，上句是反話，他的“病骨”決不會得到“時流”即庸俗的官僚文士的寬恕，他的愁苦是沒人知道的。實際情況是“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真”(《十月廿夜大風不寐……》)；是“苦不合時宜，身名坐枯槁”(《乞糴保陽》)。這種“狂客”在當時雖不是個別的，但他卻是最突出的。“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夜坐》)：清醒的、有志氣的人被排斥著，被嘲笑著，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氣不移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天下雖然面臨著“秋氣”的侵襲，夕陽西下，暮靄沈沈的情景，而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還是醉生夢死，安然自若。他們不知道“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整個統治階級必然全部沒落的命運，昏庸愚昧，實已無可救藥。“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勿虛陳”，問天無用，一切籌劃都是白費。甚至作詩也是徒然，“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他只能抱著深沈的憂鬱和孤獨，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無可如何。在這種無可奈何的現實情況之下，除了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展和出路。因此，在許多抒情詩中，他既熱情地歌頌少年朝氣，俠客和義士，理想或豪傑人物；同時又不斷地豔羨“老輩”或“乾隆朝士”、隱士和“讀書官”，留戀母愛和童年，企求純潔的愛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藝的少女，向往湖山勝境，乃至夢境、仙境和佛教的清淨世界。《能令公少年行》一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這種矛盾。“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劍”和“簫”或“劍態”和“簫心”正是反映著他思想中這種矛盾的概念。這裏當然不難看到有其逃向空虛的消極的因素，但更多的積極意義卻在於他對那種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他以溫暖的母親、童年的天真、純潔的愛情以及理想的人物和世界與腐爛不堪的現實社會環境對立，是反對封建束縛，要求變革現實和個性解放的反映。如上文所述，他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在晚年的《己亥雜詩》中，他依然表示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時代變化必然到來：

少年《尊隱》有高文，猿鶴真堪張一軍；難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處到紅裙。

在這個大變化的風暴之中，他要為猿鶴，作“君子”，表現一種有生的力量；不為蟲沙，作“小人”，為時代所遺棄。這個變化是史無前例的，難於和庸俗的官僚士流們說，而只能和理想的伴侶和知己商量怎樣積極地對待這個世變的到來。同時他幻想著“風雷”即一種新興社會力量的出現，以掃蕩一切的迅急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沈的局面：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音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自注：“過鎮江，……道士乞撰青詞。”)

這裏他所希望的“不拘一格”的“人材”，當然包括他所說的“才士”、“才民”，以及他在《尊隱》中所歌頌的“橫天地之隱”，亦即現實的歷史家或政論家、社會批評家。

由此可見，龔自珍詩的藝術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他揭露矛盾，否定現實，而又熱情地幻想或希望變革現實。“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六藝但許莊騷鄰，芳香惻悱懷義仁”：《莊子》、《離騷》對他有很大影響，是他的浪漫主義的主要源頭。他“最錄李白集”，認為“莊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始”：李白對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的奇妙的想像，奔放豪邁、衝破約束的精神，以及瑰麗的文辭，顯然可以看出和莊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繼承的關係。

龔自珍詩最大的特點是政治思想和藝術概括的統一。他的許多詩，是一種“清議”即政治、社會批評的形式，他是以政論作詩的。但他並不是以議論為詩，使詩概念化，而只是以詩“箸議”。它們是這樣一些詩：飽含社會歷史內容，有極強的現實政治意義，但作者的興趣，並不在於具體地、詳細地描寫現實政治事件，而只是把現實政治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指出問題，發抒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這些詩主要表現了現實主義精神，少數篇章表現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的結合，如《己亥雜詩》中為道士題的那首“青詞”。

豐富奇異的想象，構成生動有力的形象，是龔詩又一顯著的特點。“西池酒罷龍慘語，東海潮來月怒明”；“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畿輔千山互雄長，太行一臂怒趨東”；“九重阿閣外，一脈太行飛”。這裏的“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等等，都是由於著想奇異，使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他描寫落花，“如錢塘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則使引起感傷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飛出尋常想象之外。這些手法是龔詩的浪漫主義精神的直接表現。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是龔自珍詩的另一特點。他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實際他寫得多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律詩和絕句，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它們的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而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充分。作於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多種多樣，作者旅途生活、見聞乃至生平經歷以及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均歷歷可見，因而成為一種有機的自為詩的形式。正是由於這種充分地、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輕巧而集中的描繪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

複雜豐富的內容，多種多樣的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他顯然是以風格多樣化自許和自勉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龔詩的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但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過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

作為古文家，龔自珍在當時更有名。他的古文著名的一部分是所謂“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如《乙丙之際箸議第七》的改革說，《乙丙之際箸議第九》的三世說，都是明顯的公羊學說的應用。這就是使學術思想與現實政治聯繫，引古喻今，以古為用。此類政論文，雖系發表政見，但題為“箸議”，與一般議論文不同。它們只是概括現象，指出問題，而表現含蓄渾括，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戰鬥性。一些直率批判揭露的論文如《明良論》等也屬於這一類。另一部分是借題發揮、寓言式的小品文。如《尊隱》、《捕或》等。它們形式多樣，內容廣泛，主要是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以及一切庸俗現象作無情的諷刺，是語含“酸辣”的。此外還有一般記人、記事、記物、記名勝形勢的記為散文，內容更特殊具體。《杭大宗逸事狀》，簡單地直錄事實，主旨在揭露清統治者的專制淫威和冷酷。《書金伶》通過一個名伶的聲技的描寫，反映了清統治者及其士大夫腐爛奢侈生活的一個側面。《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通過一個地方的盛衰變遷和世態風習，不僅反映了所謂乾嘉盛世士流社會的庸俗面貌和醉生夢死的精神狀態，而且指出其“初秋”氣象，暗示一個歷史時代的衰落變化。《病梅館記》，則通過植梅的生活瑣事，反映了作者在專制主義的壓抑和束縛之下，反對士流社會的矯揉造作，渴望人格的自由，精神解放的思想。

龔自珍的散文和詩一樣，無論寫什麼題材，總是帶著批判的眼光，從政治、社會的高度看問題，因而一般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而表現的方法和形式也非常特殊。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因而不免偏僻生硬，艱深晦澀。

參考資料

sokamonline.com/ClassicPoem/138/138.c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