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我軍（1902年10月7日－1955年11月3日），作家，在台灣台北縣板橋市出生長大，祖籍清帝國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原名張清榮。筆名一郎、野馬、M.S.、廢兵、老童生、劍華、以齋、四光、大勝等。他是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導火線引燃者。張我軍與當時旅居北平的臺籍菁英連震東、洪炎秋、蘇薌雨等並稱「四劍客」，作家龍瑛宗讚譽張我軍為「高舉五四火把回臺的先覺者」。張我軍始終反對運用方言於白話文寫作，曾指出：「我們日常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佔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佔了不合理的話啦。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1997年，台北縣政府「為鄉里人傑塑像」，在其母校板橋國小立張我軍石像，表彰他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貢獻。

日據時期，1924年（大正12年）之前，台灣的文學界籠罩在一片吟風弄月，無病呻吟的擊缽、吟唱舊詩之中，加上台灣總督府對士紳階級的懷柔政策，鼓勵吟詩、做對，更使這班士紳大老、權貴青年不事反省關心其本身所處的政治、社會現狀，沈醉於風花雪月的迷夢中，社會上許多青年學子亦群起仿效。直到1924年4月6日，張我軍於「台灣民報」上登出一篇文章《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才一記打醒了許多人的春秋大夢，揭起了台灣新文學的大旗，欲打倒那陳腐頹敗的舊文學。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有它重要的時代意義，代表著台灣人民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意識，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透顯出反日，反封建的時代精神。張我軍的重要性，即他是這一運動的開路先鋒，帶引起日後台灣文學界的波濤巨浪。

他影響台灣文壇最鉅的事情，是他於1924年4月與11月於《台灣民報》發表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與〈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該兩篇抨擊台灣舊文學與舊詩人的文章，引發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原載1924年4月21日《台灣民報》第2卷7號，是張我軍大力批判台灣傳統文學的第1篇作品，批評當日台灣傳統文學有諸多弊病：「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張我軍正面痛擊當日流於文字遊戲，競求虛名的文風，然有些說法也流於以偏概全，如「台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的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這些文字洋溢情緒語言，全盤否定台灣的傳統文學。此文發表之後並未立即引起日治時期新舊雙方陣營的正面對壘，但也為後來新舊文學論爭埋下對立的火種。〈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原載1924年11月21日《台灣民報》第2卷24號。批判當時台灣文學除詩外，似乎再沒別種文學，老詩人將詩流於文字遊戲、沽名釣譽及迎合權勢者，迷戀於與台灣總督當道酬唱，這種文風迷惑一般活潑的青年，養成偷懶好名的惡習，社會上固然詩社林立，卻沒產生差強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種臭不可聞的惡空氣來。稱新理想主義、新現實主義已佈滿了全世界的文壇，但「台灣的一班文士都戀著壟中的骷髏，情願做個守墓之犬，在那裡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日本和中國的文學已有新氣象，台灣當洗刷陳腐頹喪的文風，師法這二國的文學改革，並呼籲發展新文學當多讀關於文學原理和文學史的書、中外好的文學作品（詩、戲曲、小說等）。本篇發表之前，文言白話的優劣在台灣僅有4年的零星討論；但本篇正面痛擊傳統文人，力道又較陳炘、甘文芳、陳端明〈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嚴厲許多。據翁聖峯〈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的統計，本篇發表之後一年內就出現了92則新舊文學相關的論爭文獻。本篇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援引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學進化觀，認為「古典主義之當廢」是不容餘喙的真理，遭致傳統文人的不滿。舊文人認為文學變遷自有其特殊性，其模式不必然如生老病死的機械歷程；以「守墓犬」比喻傳統文人亦引起反彈，使得新舊文學論爭有的流於意氣之爭。

參考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C%B5%E6%88%91%E8%BB%；http://www.tpc.gov.tw/web9305/about/about_008_03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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