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在北方和西方雖然無法獲得勝利，但在仁宗(註1.)時期，宋朝的財政卻依然十分富裕，文官也極為活躍，尤其江南出身的盡是逐漸躍登顯宦，大有凌駕華北之勢，如范仲淹(註2.)、歐陽修(註3.)等人即是。因此有「慶曆之治」的局面。但是，由於對外關係的挫敗，這些科舉官僚都有一種屈辱感。此屈辱感慢慢形成范仲淹所謂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意識。這種意識也可視為君主抑制須受國家規範制約的倫理觀。不過，這種倫理觀並非求之於經書的釋義，而是求之於歷史的表現。

因此，宋神宗(註4.)即位後，任用王安石(註5.)為相，實施變法。王安石首先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新法的審議機構，然後逐步實施新法。他所實施的新法，以農村政策而言，有青苗法、募役法；商業政策有均輸法、市易法；兵制改革有保甲法、保馬法。此外還有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以及官制改革、倉法、學校制度等。青苗法是以政府的資金低利貸給農民。當時，大土地所有制已盛行，小農民在青黃不接或有不時之需時，往往向地主借錢米，利率高達百分之百。因此政府用平倉的米為資本，以利率百分之二十帶給農民，以免農民受地主高利剝削，防止小農民沒落，又可以增加國家收入。市易法則是將青苗法的原則用於都市，以低利貸款給中小商人，以免大商人剝削。當時，主戶均負有差役之責，即負責保管、徵收、運送兩稅等，若有破損，即需賠償，而且全是義務職，對主戶的壓迫極大。募役法將此差役(亦稱職役)改為雇募制，從主戶徵收免役錢，也向以前免職役的官戶徵收役錢，以此為財源由政府雇人從事職役之事。保甲法則以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五保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五大保為一都保，設都保正。每一單位負有治安之責，農閒時則施以軍事訓練，以之作為軍事力量的一部分。保馬法是由政府貸馬給農民，平時可用於農耕，一但有事即徵為軍馬，從事征戰。此外，均輸法在於糾正貨物流通的地域不均；農田水利法在於開墾廢田，整頓灌輸用水；三舍法在於學校教育來培養人才；倉法在於將胥吏納入正規編制，負以薪俸，以糾正胥吏的綱紀。方田均稅法在於糾正兩稅之不公，並實施於華北。

中文關鍵字：宋仁宗、范仲淹、歐陽修、宋神宗、王安石

英文關鍵字：Emperor Renzong of Song、Fan Zhongyan、Ouyang Xiu、Emperor Shenzong of Song、Wang Anshi

李永熾/著。中國全集2歷史中國，1982年出版，頁165~166。錦繡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