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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語文教育思潮 - 教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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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
基本資料
| 作者： | 程運 |
| 日期： | 2000年12月 |
| 出處： | 教育大辭書 |
辭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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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西語文教育思潮」肇因於清末對外交涉的需要。鴉片戰爭以後，清廷於咸豐十年(1860)，設總理衙門辦理外交事務，然以中外語言文字不同，國際交涉種種儀文均無人通曉，深以為苦，乃於同治元年(1862)由總理衙門倡議，設立京師同文館，遂開西語文教育的先河。 同文館成立之初，僅設英文科，後續設法文、俄文兩館，增添天文、算學、化學、格致、公法各科。同治二年，李鴻章奏設廣方言館於上海；三年，瑞麟奏設廣州同文館於廣州，均以教授西語文為主，而以京師同文館為總機關。其後由學習西語而閱讀西籍、翻譯西書，較初倡時僅以造就技術人才為目的，學習已有所不同。光緒十年(1884)，張之洞又在湖北創設自強學堂，以練習西方語言文字為主。自此設立西方語文學校日多，於是西語文教育乃蔚為思潮。 清末西語文之學習，開始時只在造就應付洋務的技術人才，繼而則擴及通曉西洋國情；如總理衙門〔奏設同文館疏〕中說：「欲悉各國情形，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皆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藝，而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又李鴻章〔奏設外國語言文學館疏〕中亦說：「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當時精通西語者身價甚高，且因中外大事會商，均賴其傳譯，弊害甚大，故李鴻章指陳：「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捏架之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僱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洋務為國家懷遠招攜之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偽之莫辨，操縱進退，迄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京師同文館之設，實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異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所以駕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此。」可見清廷對此之重視。 關於培養翻譯人才方面，馬建忠於光緒二十年(1894)，更建議設立翻譯書院，他說：「外洋各國其政令之張弛，國勢之強弱，民情之順逆，與其上下一心，相維相繫，有以成風俗禦外侮者，率皆以本國語言文字，不憚煩瑣而筆之於書。……中國士大夫其泥古守舊者無論已，而一二在位之士，又苦於言語不達、文字不通，不能遍覽其書，遂不能遍知其風尚，欲其不受欺也得乎？雖然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則欲使吾士大夫在位者，盡知其情實，盡通其甕蔽，因而參觀互證，盡得其剛柔操縱之所以然，則譯書一事非當今之急務歟？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戰勝於疆場則然，戰勝於廟堂亦何獨不然。」事雖未成，然以翻譯為維新自強之要務，已漸成朝野的共識。 甲午之役，日本以蕞爾島國竟一戰而勝，於是中國積弱腐敗之弱點完全暴露，士大夫受此重大刺激後，深知維新三十年，而仍敗於日本，實由於仿西法之不當。其時天津水師學堂、上海製造局、福建船政局，以及各國教會醫院，譯出之書甚多，但仍不足以言學術之研究，以是李鴻章遂主張從日文譯西籍，較為便捷。其理由是：第一，日本維新後，銳意翻譯西學之書很多；第二，日本與我為同文的國家，漢學居其十分之六七，故其音少，無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闊，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既多方便，則翻譯時必能用力少而獲益鉅。張之洞亦說：「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 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榮慶、張百熙等改訂學堂章程，規定中等以上各學校必習西語文；其所持的理由是「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此居奇，而所譯的書又多悖謬，以冀欺世而惑人」，致此之由，都因中國人精通西語文者甚少的緣故。因此，張之洞主張中學時代對於西文必具備基礎，大學堂無論經學、理學、中文學、史學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後所用乃廣。 清末西語文教育思潮，對後來的教育影響很大。首先養成了很多外交人才，如陸徵祥、唐在禮、唐在復等，都是出於同文館、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其次，大量介紹西洋的學術思想，翻譯的書籍很多，如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即指出：「曾文正開府江南，設製造局，首以譯西書為第一義，數年之間，成者百種，而同文館及西方之設教會於中國，相繼譯錄，至今二十餘年，可讀之書約三百種。」舉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史地理等各方面之書籍，均有譯本。至於個人譯書最有成績的，有嚴復、林紓；書局譯書則以中華、商務為多；其他學術團體，如尚志學會、科學社、學藝社、教育改進社等所編譯之書籍亦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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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國家教育研究院_西語文教育思潮 |
| 授權資訊： | 資料採「 創用CC-姓名標示- 禁止改作 臺灣3.0版授權條款」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