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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觀應 - 教育百科
| 鄭 | |
| 觀 | |
| 應 |
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
基本資料
| 作者： | 程運 |
| 日期： | 2000年12月 |
| 出處： | 教育大辭書 |
辭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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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鄭觀應(1841~1923)又名官應，字陶齋，廣東香山縣人。父文端，號秀峰，授徒為生，嘗著〔訓俗良規〕；有子九人，女八人，觀應為第二子，生於道光二十一年，民國十二年歿於澳門，享年八十三歲。 觀應少隨父讀，原擬參加科舉入仕；咸豐七年(1857)，英法聯軍陷廣州，觀應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北上從英教士傅蘭雅學英文，並在滬從商，與泰西各國洋商往來，對中外貿易頗具經驗。觀應三十二歲時，受聘於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為經理，兼受李鴻章委託辦上海電話局，並創辦機器織布廠、造紙局等。光緒五、六年間(1879~1880)，北方大旱，觀應籌款數十萬金，賑濟華北災民，全活無數。山西巡輔曾國荃，及李鴻章交章入告，奉旨褒獎；六年，觀應轉入官督商辦的上海招商局為幫辦，並代表該局赴南洋各地考察商務，次年，中法戰爭起，觀應奉派採購新式軍械，並偵探法越軍情。在他親身參加的各種官督商辦事業中，他都占有相當的資本，並曾兼理漢陽鋼鐵廠、漢冶華煤廠、開平礦務局粵局，後並曾任商辦粵漢鐵路總理。 觀應因不斷與西方朝野接觸，對西國富強之本深有心得，並撰文提出各種改造中國的方略，對洋務運動及變法運動，均有重要的影響。觀應彙集中西見聞文章三十六篇，寄當時在香港辦〔循環日報〕的王韜就正，王為其付印名曰〔易言〕，於同治十年(1871)出版；王氏為其作序，傳至日本、韓國均有翻印。後觀應刪併為二十篇，仍名〔易言〕，於光緒元年(1875)出版。由於此書逐漸流行，於十八年加以增訂，改名〔盛世危言〕，在上海出版。二十年，甲午戰起，又再出續編，流行更廣。觀應在初篇自序中言：「應雖不敏，幼獵書史，長業貿遷，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於是學西學、涉重洋，與彼都人士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為清末此類變法圖強著作之嚆矢。 觀應認為當時李鴻章等人辦洋務走錯了路，又不得其人；主張富強之本在變法，在藝學和商務，而非船堅砲利，他主張應設立議會，實行立憲，他在〔盛世危言後編‧卷八〕中述其抱負為「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彼外人商戰」，頗具卓見。 觀應著作除〔盛世危言〕正、續、後三編外，尚有〔陶齋志果〕、〔詩草〕、〔海行日記〕及序刻道書若干篇。 觀應論救國之道，主必以經濟為本，而經濟必須本之學問，尤要有政治輔助經濟，首先提出了「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暢其流」的主張。他痛論國家之敗，敗於無人才，說：「天地無棄才，國家即永無外患。」他指出：「朝廷亦知其不可深恃，屢詔中外大臣保舉人才。然所謂大臣者，分高位崇，與下民隔絕，雖有奇傑異能之士，安得而知，何從而友？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僚客未必有才也，所習者私親密友而已。親友未必有才也，不得已而應詔，亦唯舉一二有交之顯官，或庸懦無能之輩以塞責而已。何曾保一巖穴隱逸之真才哉？」言極愷切。 在教育方面，觀應極力主張設立學校，培養人才。首應研究科學，格致是西學之本，中國應先設立格致院，不僅聲光化電而已，政治經濟之學亦當講求。他在〔西學篇〕中說：「古曰通天地人之謂儒也，今彼之天文學者，以天文為綱，而一切算法、曆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者，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舟車、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者，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貨、製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夫所貴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審時度勢不薄待他人，亦不致震駭他人。不務匿己長，亦不敢回護己短，而後能建非常之業，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數十載，事機迭出，肆應乏才。不於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練達西國製造文字朝章政令風化，將何以維大局，制強鄰乎？且天下之事業文章學問術藝，未有不積小以成高大，由淺近而臻深遠者。所謂合抱之本，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也。西人謂華人所學西法，皆淺嘗輒止，有名無實。蓋總其事者，不精其學，未識師授優劣、課藝高下，往往為人矇昧，所以學生每況愈下，不如人云。」所論甚為中肯。 此外，觀應對吏治、農田水利、交通、工商、銀行、軍事、女學等，莫不有所論列。他指出「實業為立國之本，政治為實業之具，法治為政治之本，學問為實業之本 ，而道德又為學問之本」，亦頗為有見。 鄭觀應是中國新式工業之褓姆，對他特別信任的彭玉麐於光緒十六年(1890)謝世，當時新政由李鴻章掌舵，而彼所信任的洋務家則為盛宣懷。鄭氏對李、盛兩人曾多所協助，但終未獲重用，以展其所長。但當時中國實業能有一點規模，則觀應之功，仍不可沒。 觀應曾說：「泰西之強 ，強於學」，故應該「強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康有為籌設「強學會」即受觀應此一觀念之啟示而創立。又張之洞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西藝非要，西政為要」，鄭氏在其前即說「中學為本，西學為末」，「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故張之洞體用之說，實本於觀應。至於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中四句名言，亦本於觀應。據陳少白說：「孫先生由粵至滬，即晤觀應，並在其家中遇王韜；〔上李鴻章書〕，曾由王韜修正文字。」又孫中山到天津見李鴻章，係由王韜介紹李之幕客先容；因中日戰起，李未接見。此外，孫中山到檀香山的護照，也是由鄭觀應代向江海關辦理。光緒十八年(1892)鄭觀應回廣州，而是年孫中山適在西醫書院畢業，先在澳門行醫，繼至廣州。鄭觀應在〔農功篇〕中說：「今吾邑孫翠溪西醫，頗留心植物之理，尚欲游學歐洲，講求新法，唯恐當道不能保護，是以躊躇未果。」此與孫中山以考察農業出國，又於組織興中會後翌年回廣州辦農學會相合。另〔興中會宣言〕文字與鄭氏〔盛世危言〕文字頗多類似；暨孫氏後來常說「教養兼施」稱道管子，以及「與歐美並駕前驅及駕而上之」等語，皆〔盛世危言〕中常見之文。由以上幾點可知，鄭觀應對孫氏的思想影響不止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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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國家教育研究院_鄭觀應 |
| 授權資訊： | 資料採「 創用CC-姓名標示- 禁止改作 臺灣3.0版授權條款」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