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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與編目：歷史 - 教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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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
基本資料
| 英文： | catalogs and cataloging: history |
| 作者： | 鄭恆雄 |
| 日期： | 2012年12月 |
| 出處： |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 |
辭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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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我國目錄的歷史源遠流長，漢代成帝時劉向校讎群書，為每一書撰寫敘錄，時又集結別為一錄稱為《別錄》，其子劉歆接續完成《七略》，為我國最早之目錄。《七略》將圖書分為六大略及38個小類，最前面還有一篇輯略，是六略的總最，說明各類學術流變的文字。東漢明帝時班固撰《漢書》即採擇劉歆的《七略》刪定為《藝文志》，又將輯略的文字繫於各類書目之後作為小序，每略之後並有總序一篇，卷前又撰大序一篇敘述緣起，此種大序、小序、總序具備之體制，奠定了後代史書藝文志的基石。 西晉武帝時荀勗編撰《中經新簿》始改變《七略》之分類另創四部法，將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記經、乙部記子、丙部記史、丁部記集，另附佛典。直至晉元帝時李充將荀勗乙丙兩部互換，成為甲經、乙史、丙子、丁集的四部法，此制自東晉至隋代為秘閣藏書目錄所沿用，其順序則歷千餘年而未加改易。然而其分類著重按書的體裁歸類，無從考索學術的源流，故私家編目未必遵從，而有承襲劉歆七略法改進其部次者，如劉宋王儉的《七志》、梁阮孝緒之《七錄》及隋許善心的《七林》。三者雖從七略法，但分類仍有區別，《七志》附道經佛經而不具名，實仿自《中經新簿》的方法，故雖名為七，實則共有九志，又創立圖譜志為《七略》所無；《七錄》則兼採四部之法並將佛道納入，共分七錄，其圖譜之處理與《七志》不同，係將圖與譜分開，「圖」按內容主題各歸其類，「譜」多是帝王譜系、姓氏家譜，則列入「紀傳」；至於《七林》其書久佚，不得其詳。此三部書目皆有敘錄與小序，勝於官簿。 唐代貞觀三年，魏徵等奉詔纂修《隋書》成《經籍志》，其目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細分40類，並仿《漢志》有總序與小序，另附道經與佛經二部 15類的類目及各類部帙，但不載書名。《隋志》的分類雖是承繼李充的四部，實則係由《七錄》刪併而來，將《七錄》的前四錄轉變為經、史、子、集四部，確立了四部法之名稱，後世史志尊為定法。五代劉煦修纂的《唐書經籍志》係本於玄宗時毋煚的《古今書錄》，而刪其小序及書下小注，後代的史志遞相沿襲，僅著錄書名、卷數、作者，不錄大小序成為一種變例。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有《新唐書藝文志》是依據《古今書錄》及《唐書經籍志》編撰而成，其著錄之體例以著者為標目，書名次之，即宋人鄭樵所謂的「以書類人」。宋代的官修目錄大抵遵循《隋志》以來的四部法而略事增刪而已，在體制上尚能沿襲盛唐時代的目錄，保有小序與敘釋。仁宗慶曆時王堯臣、歐陽修等編纂《崇文總目》著錄館閣藏書，亦採四部法編排，每書之下有敘釋，另有序錄。宋代十分重視修纂本朝國史，國史藝文志有七種之多，開創了修當代史志目錄的先河。宋代的藏書家頗多，編有書目傳世的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尤袤《遂初堂書目》，晁陳的書目依四部編排且均有解題，《遂初堂書目》則無解題及小序，但間注版本，為後世書目記版本之始。宋代的目錄學家鄭樵撰有《通志》是第一部通史中設有專門記載典籍的史書，包括校讎、藝文、圖譜、金石四略，展現他的目錄學理論與觀點。尤以《校讎略》著稱，是我國最早之目錄學專著，提出二十一論六十九篇。《藝文略》亦是通史中設有《藝文志》的先河，突破七略、四部的成法，將典籍區分為12大類、再細分為155個小類，小類之下更分為284目，把以往僅有二級類擴充到三級類，類多而細，是分類史上的一大進步。 元明兩朝是我國目錄學衰微不振的時期，比較有系統的著作是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與前代目錄所不同者是其內容不以當時存世之圖書為限，而能採擇宋代晁、陳私家書目及宋代史志的類目而成。在體制上，亦有創新，其卷6至12皆抄錄各經典之序文，此例為清代朱彝尊《經義考》、謝啓昆《小學考》所沿襲。明代的官簿僅楊士奇的《文淵閣書目》及張萱的《內閣藏書目錄》二部，私家近五十餘部，如高儒《百川書志》、朱睦《萬卷堂書目》、徐渤《紅雨樓家藏書目》等，其中焦竑《國史經籍志》較有法度，此目仿效鄭樵《通志藝文略》在部類之下細分子目，卷首有御製書類，餘則依四部共分47類，各類後均有小序一篇，比起《舊唐書》以下各史志之無小序，要高明許多。明代對於目錄最有貢獻的當推祁承熯，祁氏有澹生堂藏書樓，編有家藏書目，著有《庚申整書略例》闡述「因」、「益」、「通」、「互」四種編目方法以及別創叢書一類，是繼宋人鄭樵《通志‧校讎略》後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明代因為官修的《文淵閣書目》打破自古以來的四部法，影響所及私家書目都不遵循四部法，如陸深《江東藏書目》、晁瑮《寶文堂書目》、沈節甫《玩易樓藏書目錄》、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茅元儀《白華樓書目》等皆突破傳統之四部法。 清代初年一般仍承襲明代官簿之遺風，如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錢曾《述古堂書目》等，因書設類皆不分部，類目頗為淆亂，視明文淵閣目尤有過之。較有條理者惟黃虞稷之《千頃堂書目》，是依四部法之藏書目，而以著錄明代一代的著作為主，此與前此史志網羅一代藏書之目有別。張廷玉修明史，其藝文志即以此目為本。昌彼得認為我國目錄學的衰微不振，從元明至清初幾達五百年，到乾隆間才出現中興的現象。乾隆37年詔求遺書，開四庫全書館編繕《四庫全書》，同時編纂《四庫全書總目》合著錄與存目共記錄10,223部圖書之提要，為歷來最大之解題書目。此目依四部分44類、類下又分66個子目，部類之前有總序及小序，將《隋志》以來的四部法推展詳盡，圖書分類頗能循名覈實改正前代之不妥，也結束了明以來分類的紛亂現象，使四部法定於一尊。然而，孫星衍的《孫氏祠堂書目》則又不拘囿四庫成法，而將藏書分為12部，再細分45類，分類大抵出之鄭樵藝文略而加改革，亦有其特色。孫氏另有《藏書紀要》論編目法頗為精到。 清代的史學家章學誠著有《校讎通義》，推闡漢代劉氏向歆父子及宋人鄭樵校讎之學，主張目錄學的意義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出許多目錄學的理論與方法。又因襲祁承「通」、「互」的編目法，改為「別裁」與「互著」，類似現代子目分析及互見之法；並有「辨嫌名」之理論，提出「按韻編之」的索引方法是與現代書目資料庫建立「權威檔」（authority file）相近的目錄學方法。 清道光22年（1942）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學術大量輸入中國，有識之士極思變法圖強之道。新學問與新著作日漸增多，產生了「西學」與「新學」之著述，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已不敷容納。西方所發展之圖書分類法適合於彼邦，然則又未必全然適用於中國。中國舊法不敷使用，外國方法又不盡合用，因此，分類法需要進行變革或創新，以因應新時代的需求。此項變革是突破四部之藩籬，創立新的分類法。較有代表性的是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以及徐樹蘭的《古越藏書樓書目》。 民國以來，圖書分類法仍延續清末遺風，如陳乃乾《南洋中學藏書目》將中國新舊古籍合為一體，分為14大類、57小類，也是創新的分類法。顧實認為民初之分類法有「二部法」及「一貫法」兩種，前者指古典圖書沿用四部之法，近世圖書則採用自訂新法；後者則將古籍及近世圖書合併使用一種分類法。自訂新法往往參酌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之和漢圖書分類之法。在編目法方面，民國初年之京師圖書館訂有「京師圖書館編目略例」仍承襲傳統目錄的體制。但同時西方與日本圖書館的編目法已傳入中國、影響日深。民國7年顧實之《圖書館指南》已引介西方與日本之編目方法，其後專著愈多，如杜定友之《圖書館目錄學》、金敏甫之《現代圖書館編目法》、裘開明之《中國圖書編目法》、何多源之《圖書編目法》、黃星輝之《普通圖書編目法》等，皆引介西方圖書館的編目法。民國18年劉國鈞編撰「中文圖書編目條例草案」包括著錄之事項及著錄之格式兩編。民國25年國立中央圖書館訂定「暫行中文圖書編目規則」，此規則成為38年以後數十年臺灣圖書館普遍使用的編目規範。可見，民國以來，編目法從傳統的編目理論逐漸轉變為可資應用的條例與規則，以作為圖書館與目錄工作者實際從事編目之依憑。 在臺灣，於民國70年左右，受到《國際書目著錄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簡稱ISBD）及《英美編目規則》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second edition，簡稱AACR2）兩項國際編目規則的影響，圖書館界以《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為基礎編訂成新的《中國編目規則》，用以因應各種媒體的編目著錄以及目錄自動化的需求。此規則保留了我國固有編目的特色，諸如：以書名為主要款目，包括古籍、拓片專章等。此項規則已廣為臺灣圖書館界使用，並續有修訂，以符合實際之需要及國際發展之趨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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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國家教育研究院_目錄與編目：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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