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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基督教） - 教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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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
基本資料
| 英文： | Christianity |
| 作者： | 查時傑 |
| 日期： | 2000年12月 |
| 出處： | 教育大辭書 |
辭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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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基督教與佛教、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廣義的基督教之下，包括有天主教、希臘正教、基督新教以及其他一些較小的派別。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為信仰上帝（或稱天主）創造並管理全世界，信仰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其降世為人是要救贖全人類，至終以釘死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完成了救贖。又信仰聖靈為保惠師，在這存活的世界上保守信徒，又信仰耶穌基督在末世將再臨世界並審判世界。以〔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為其經典。「基督」一詞的原意為「彌賽亞」亦即是「救世主」。基督教原為猶太教的一個派別，興起地中海東岸的巴勒斯坦一帶，一世紀後與猶太教逐步分裂，成為新宗教，流傳於地中海四周沿岸各地，四世紀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往後的幾個世紀中，傳到歐洲各地區，十一世紀時，基督教首度大分裂，分成了羅馬公教（又名天主教）與希臘正教（又名東正教），到十六世紀時，又發生了宗教改革運動，基督新教（又名基督教）再從羅馬公教中分裂出來，產生了基督新教的三大主流宗派，即路德宗（又名信義宗），安立甘宗（又名聖公宗）與歸正宗（又名加爾文宗）。以後又陸續分化出其他許多宗派，同時基督教各宗派亦逐漸傳遍於世界各大洲，在近一千多年以來，其對歐美各民族，各國的歷史，文化都有深遠的影響。 基督宗教是來自一個歷史人物耶穌（名）基督（號）。他源於猶太民族，即〔舊約聖經〕所描述的上帝的選民。選民的概念在〔新約〕裡有了徹底的轉變：不只是猶太或以色列，而是整個人類。這一轉變是耶穌藉他的生活、宣講，特別是透過他的犧牲、死亡和復活帶來的。其實在選民的始祖亞伯拉罕蒙召之初，天主心目中已有整個人類：「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創世紀十二章三節）。耶穌完成他的救世大業時，這一祝福得以實現，從此基督的門徒被稱為基督徒，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就是基督宗教。在將近二千年的歷史裡，基督宗教走過坎坷曲折的路，以下分四個歷史階段略予介紹。 1.由迫害到自由（一至十一世紀） 基督徒的一大特色是從一開始就受到各方的迫害：羅馬皇帝，猶太宗教，希臘哲學和神祕敬禮等。為了自衛並繼續宣揚自己的道，基督徒逐漸欽定了〔聖經〕及一些信仰的條文，以不偏離宗徒們所傳的訊息，並配合新入教者的理解力為準。主要的訊息是基督以復活戰勝了死亡，這一訊息及基督徒的廣泛愛德的表現使得基督宗教的廣傳有一日千里之勢。 西元三一一年，君士坦丁大帝頒發詔書使基督宗教首度合法化。在以後的幾任羅馬皇帝統治下，基督宗教更成了國教。這並不意味教會完全依賴國家，倒是羅馬主教（教宗）以其宗徒之長伯鐸(Peter)的繼承人身分在西方各教會享有特殊的優先地位。在教會生活上，迫害時期過去以後，許多信徒由城鎮遷入曠野，在那裡按照福音精神度獨修或團體生活。由這些隱修士中產生了一些大神學家，就是東西方的教會大師，他們一方面解釋聖經，另一方面討論信仰與生活的基本問題：如何使福音、恩寵和天國的概念與教會在政治上的巨大影響協調一致。 在羅馬的影響下，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族及日耳曼民族也都接受了基督信仰。然後拜占庭的斯拉夫人民逐漸地皈依，從此東西方教會的區別越來越明顯。東方教會堅守〔聖經〕及教會的早期傳統舉行禮儀，討論神學，尊敬聖像，在政治上感受到羅馬皇帝權威的壓力。更嚴重的是羅馬主教的權力日益擴張，東方各宗主教被擠出局，直至卡爾大帝加冕為羅馬帝國凱撒（西元800年），東西方的對立已不可收拾，終於在一○五四年造成分裂。其後在伊斯蘭教的不斷前進中（1453年已占領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完全瓦解，而東正教的重點轉入俄國，使得莫斯科成了「第三個羅馬」。在禮儀和神學上，東方各教會基本上保持著傳統的方式，直到今天。 西方教會這時期以羅馬為首特別關注於法學及法律的規章。羅馬主教權勢的日增越來越不易與皇帝的要求協調，而引發誰有最高授職權的爭論（即教宗或皇帝委派各地主教的問題）。這一時期的特徵是廣大的人民群體對宗教知識十分貧乏，他們遵循著當時的封建思想，每每只為了服從他們的公侯而實踐基督信仰。在教會內不少異教的習俗仍以迷信方式在基督宗教內繼續存在下去。反之，真正的宗教生活卻在很多修道院裡維持住。在這些修道院中教父們的神學得以細心地傳遞下來，而留下不可磨滅的遺作，如浸透神學思想的建築，和意義深湛的書中插圖。不過這種真實的宗教理想有時不免與政治利益勾搭，例如十字騎士、甚至十字軍東向傳教等。 2.由東方的分裂到西方的分裂（十二至十六世紀） 十二世紀，西方與阿拉伯世界的貿易日盛，與擴展的依斯蘭接觸頻繁，又透過阿拉伯學者接受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這樣到了中世紀將結束時，一種徹底的新思維方式已在萌芽。經院學派首先在解釋〔聖經〕上給「字面意義」一個獨立的評價，開始嘗試觀察大自然，在解釋奇蹟時分首因次因，最後在〔聖經〕多次用象徵描寫的事上找出其歷史的過程。這一趨勢因一些以改革教會為目標的修會的建立（方濟會、道明會），及它們以耶穌生活為取向的靈修而擴展開來。這個新時代的先聲—精神的轉變，表現在中世紀的繪畫上（以空間畫出遠近的距離），也表現在苦難和復活劇上，雖然這些戲劇就像許多繪畫一樣，往往把過去的事當代化起來。 新時代的來臨也受以下幾件事的推動：揭發古文件的作假；十四和十五世紀教宗和反教宗之爭引發對大公會議權限的懷疑；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侯爵主教公署及不學無術的神職界所呈現的諸多弊端喚醒很多有心人士高喊教會首腦和肢體改革。但教會王公因自己的利益時起戰爭，瘟疫、饑饉加上地獄刑罰的恐嚇，使得一般人民朝不保夕，苦不堪言。許多人則藉著朝聖、敬禮聖觸、求大赦來尋找避難所，但其中不無魔術之類的想像，另一方面又會被大赦宣道者所利用。 威克利夫(J. Wycliffe, 1320～1384)和胡斯(J. Hus, 1369～1415)已嘗試宗教改革，到了馬丁‧路德(M. Luther, 1483～1546)，以他對教會弊端的批評，並責怪教會使因信成義的道理不彰等，很容易受到歡迎。因印刷術的使用，路德的著作及他由原文譯出的德文〔聖經〕得以廣泛推銷。政局一方面，諸侯的權力競爭延伸到宗教範圍：「誰的地區，就信誰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羅馬一方面對這一切缺乏確實的了解，使得路德所推動的宗教改革導致了教會的第二次大分裂。改革宗在茲文利(U. Zwingli, 1484～1531)和喀爾文(J. Calvin, 1509～1564)領導下繼續分裂，不久英國教會也脫離羅馬而自起爐灶。 這些教會對過去傳統的忽略〔聖經〕，太注重功行作出反應，而提倡完全按照〔聖經〕的精神(Sola scriptura)，依賴天主的恩寵(Sola gratia)，把光榮歸於唯一的天主(Solus Deus)。初期的改革家雖然對羅馬教會嚴加批評，但是基本上無意脫離教會的傳統（比方他們仍引徵前期的大公會議文件），以後的幾十年這種態度就不復存在了。十七世紀的「正統誓反教」只認定他們所認為的逐字逐句由默感寫成的〔聖經〕為基督徒生活的準繩。他們以白紙黑字的「教宗」（〔聖經〕）取替了活人的羅馬教宗。 忠於羅馬的那些教會這時發動了反宗教改革(1555～1648)，同時謀求自身的革新（特別是在特利騰大公會議中，1545～1563)，先除去各種弊病，然後振興教會生活，其途經是司鐸的培訓，主教的觀察，維護正確的聖人敬禮，培養對聖體的虔誠等。其時一些偉大的聖人及修會的創立人或復興者應時而出，共襄盛舉。當然，像在宗教改革上一樣，反宗教改革在進行中也難免不發生暴力情事。藝術上，反宗教改革反映在巴洛克時代(1550～1750)的建築、繪畫和詩歌上。這一時期正逢發現各地新大陸的開始和延續，由之引發大規模的傳教運動，此後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碰面的機會就越來越多。 3.主體性、科學及社會覺醒下的基督宗教（十七至十九世紀） 士林派、人文主義及宗教改革時期的共同發現，即人的存在是唯一的和自負其責的，在精神史上導致「轉向主體」的時尚，就是隨從笛卡爾(R. Descartes, 1596～1650)所認為的每一主體把世界看做與自己對立的對象。由此而大力推動的自然科學的發展，很快就把它的成就和方法當做一切科學的樣板。如此蘊育出來的實證主義，即只有可以證明的事才是「事實」，很自然地把上帝擠出了這個世界。以後的幾個世紀人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在可以經驗到的世界及今世的幸福上。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中對人理性的信任，引發對中古世紀的消極判斷，而稱之為「黑暗時期」。理性的人要求解放，就是由「自作自受的幼稚病」中解放自己（康德所說的sapere aude，「敢於試」）。 政治上，這一潮流帶來了俗化運動和法國大革命。而從前在正統的誓反教中所衛護的〔聖經〕逐字默感論，現在因理性的訴求而受到批評。英國的自然神論者開其端，到了十八世紀，許多歷史批判的〔聖經〕學家否定了好些迄今認為理所當然的〔聖經〕報導（例如奇蹟，復活，天主子女的身分）。另外許多詮釋家把他們認為研究出來的可靠成果（如耶穌生活的研究，巴別塔之爭）與教會的盲目信仰針鋒相對。十八和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神學家認為聖經所啟示的最後也只不過是一些人的理性可以追究出的真理，他們把福音的訊息幾乎完全歸結為一種自然倫理。 上述的那些精闢研究也引出一些積極的效果：人對〔聖經〕及教會傳統不得不更認真的加以研究。此外對宗教史裡的許多平行現象也得到適當的研究和評估。十九世紀末，這一批判性的研究又遭受到多方面的挑戰：達爾文(Ch.R. Darwin, 1809～1882)的進化論，霍以爾巴赫(L.A. Feuerbach, 1804～1872)及佛洛依德(S. Freud, 1856～1939)的一些命題。忠於教會的各教派基督徒起來對抗，或捍衛〔聖經〕敘述的歷史性，或像在天主教會那樣，對那些妨害信仰的趨向以靜待動。 在十九世紀的新教虔誠主義裡及天主教的復興運動中—這一復興是與浪漫主義(1794～1830)相連的對各種俗化趨勢的一種反應，雙方都有過局部的合乎正規的興盛期（許多修會的建立，世界性的傳教運動，聖堂的興建等）。那時國家民族的新企圖（1848的覺醒，德國的文化之戰）並未能阻撓這一復興，反而在天主教會內堅定了羅馬首席（教宗）的地位。以致在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中訂下教宗無誤的道理(1870)。這一信理的原意本來限於教宗「由首席座上」(excathedra)正式發言時方有效，但日後一般人民卻把它擴展到羅馬的每一決定上。 有些天主教學者想把科學新知歸納到神學領域，卻被教宗庇護十世(Pius Ｘ, 1835～1914)判以「現代主義」的罪名。這一時期在新教的各教會中，產生了許多基要取向的小教派，而天主教信友以特別敬禮聖母突現。至於在面對當時自由放蕩的氣氛，雙方的反應是一致的，就是民間造成拘謹風氣，對性特別敏感（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殖民地政策及工業化使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同時造成社會問題，和今日尚存在的工業化地區富有、第三世界貧窮的局面。各教會對這些問題不是猶豫不決，就是局部關懷，結果使大多數人遠離教會，而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則乘隙而入。 4.二十世紀的發展和展望 自由神學家的美夢，認為可以在今世為大家建起幸福的家園，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事實擊碎。戰後政局的轉變（王室與祭壇的分隔，拉特朗合約，反對基督宗教的社會主義的影響），在很多教會圈裡帶動了一股轉向〔聖經〕和傳統，卻對新時代思想不加理睬的潮流和態度。教會內部精神復興的破曉露出數道曙光：禮儀的革新，〔聖經〕學的加強，以及對大公合作的興趣—特別是在受迫害的壓力下。上述的大公合作既發生在新教各教會之間，也發生在新教與天主教之間。同時有些基督政黨日益介入本國政治，除非它們受到極權政體（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壓制。因許多宗教科學的個別研究，及現代交通工具所許可的個人相遇，基督宗教與其他世界宗教的新而積極的互相了解也與日俱增。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悽慘經驗首先使得基督徒承認，集中營的可怖事件也有他們的責任，他們自古以來蘊育的反猶主義難辭其咎。因這些經驗，許多教會面對教會的管理及虔誠方式開始自我批判。〔聖經〕學上，「解除神話」的程序指出，教會內藉學術所接受的種種課題離解決問題的結論還很遙遠。有些新教徒對新知不加分辨地予以接受（以致否認耶穌的復活及末日死人的復活），另一些人則對新知完全不理。天主教會因梵二（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召開(1962～1965)基本上是向〔聖經〕學的新知開放，並樂於與今日世界交談的。這一開放帶來很多形式的教會革新，但也引發不少消極反應（很多人失去安全感，或輕挑地接受合乎時髦的意見，或焦慮地想走回頭路）。 在文學及藝術作品中，今天的人對天主及耶穌表示興趣，但對各教會卻有很多保留。在人類歷史裡今天第一次出現理論的及實踐的無神主義，西方和東方都有代表。也有些基督徒轉向其他宗教尋求問題的解決。基督宗教面對許多迫切問題，如人口過剩，環境汙染，醫學及科技的新發明（基因操縱，原子能，太空旅遊，大眾傳播），深覺任務多而繁重。連在教會內女性的平等待遇也有待改善。任何一個單獨的教會都無法擔起這些任務，而必須以大公精神同心協力地與別的教會合作。基督宗教以外，在信仰上，崇拜一神的宗教，即猶太教和伊斯蘭與基督宗教比較接近，以文化來說，我國的儒、釋、道，以至各民間宗教是基督徒朝夕相處的宗教氣氛。按照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八六年在亞西細與各宗教共同祈禱的經驗，連在基督徒為極少數的我國，基督宗教仍不失其使命感，就是在人民和社會間促進諒解及和好。在基督宗教第三個千年即將來臨時更望基督徒彼此間的合一及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合一能日有進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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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國家教育研究院_基督宗教（基督教） |
| 授權資訊： | 資料採「 創用CC-姓名標示- 禁止改作 臺灣3.0版授權條款」釋出 |